中国投资网（CHNVC.COM)讯  9月22日消息，这是一个资金过剩的世界。赛富投资三期基金原定融资10亿美元，但是承诺给其投资的额度却超过了28亿美元。2007年3月30日，赛富最后根据团队、市场等因素把三期基金的规模限定在了11亿美元。

　　类似的基金募集案例还可以找到很多。例如，德克萨斯太平洋集团(Texas Pacific Group，简称TPG)最近一只收购基金原先预定的规模在100亿美元至120亿美元之间，但是在银行、保险公司、公共及私人养老金、大学基金以及富豪个人等新老投资者的热烈追捧下，TPG最终把新基金的规模定格在了152亿美元。

　　TPG们的经历其实只不过是在印证一种趋势：全球大量充沛的资金正在努力寻求出路，私有股权投资基金凭借出色的业绩记录已经成为机构投资者极其重要的主流投资渠道。甚至连庞大而神秘的中东资本也在加速流向私有股权基金。

　　机构投资者们对于私有股权投资基金的胃口似乎还远远没有得到满足。事实上，欧美等发达国家迅速膨胀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正是在这类投资者的推动下跑到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找寻机会。凯雷集团联合创始人兼董事总经理大卫·鲁宾斯坦(David Rubenstein)宣称，中国市场已然为国际私有股权投资基金提供了“戏剧性的成功投资案例”。

　　中国机会

　　“仿佛突然之间，你会发现很多机构都在募集跟中国相关的基金，其中很多亚洲基金还都把中国当作重要的目标市场。”著名私募投资机构GA董事总经理冯文石表示，“短期之内中国私募股权投资领域的竞争将会变得非常激烈。你甚至可能会看到一些失败的例子”。

　　本来中国企业获得直接融资的比例就非常低，据估计不到企业融资总额的20%。而美国企业直接融资的比重是2/3，西方发达国家企业直接融资的平均比重则占到了一半。面对股市扩容有限的现实，企业对于私有股权投资基金的需求就显得尤为渴望。

　　“我们那个时候哪有什么VC、PE之类的资本杠杆可以利用。”柳传志有些羡慕现在的创业者，“大学毕业没几年，二十五六岁甚至更年轻的人都有可能拿到投资，从而在一个比较高的起点上开始创业。

　　相比之下，柳传志在同时期的创业者当中其实算是比较早接触并且利用私有股权资本来加速企业发展的：GA、TPG以及新桥投资在联想集团国际化的过程中就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从获得PE投资到自己做PE，柳传志只不过用了短短几年的时间就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在柳传志看来，中国市场的一些特点非常适合PE的发展：首先，包括传统产业在内的几乎所有行业都处在高速增长阶段；其次，在股权激励机制不足，管理面临诸多羁绊的情况下，国企管理层如果仍然能够把企业做得甚至维持得不错，这样的企业及其管理层产生道德风险的概率是非常低的，而对于普遍缺乏资源支持的民营企业来说，PE的进入相当于是“滴灌”，只要养分适当，一旦进入往往会给企业带来质的变化；最后，就是中国各级政府管理经济模式的转变。尤其是在江苏、浙江等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关注的重点已经或者正在从先前的企业所有权、经济管理权转向经济发展、税收、就业等宏观经济目标。

　　200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国退民进、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等主张，都变成了党章和国策。

　　柳传志觉得，联想进入PE领域的时机来了。

　　人潮涌动

　　2007年9月7日，联想的名字再次和PE联系在了一起，不过这一次既不是因为融资也不是因为投资，而是因为TPG的一项人事任命决定：即日起，联想前首席财务官马雪征将作为合伙人和董事总经理加入TPG。

　　马雪征于1990年加入联想，2007年初退休前在联想担任高级副总裁、董事会执行董事兼首席财务官。2004年，马雪征在联想并购IBM个人电脑部门的交易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的马雪征，目前还在渣打银行(香港)出任董事会成员，并任联想集团非执行副主席。

　　马雪征将关注TPG在华业务，包括拓展新的投资机会、对投资伙伴公司提供战略和运营管理建议以及与中国商业领导人建立长期的伙伴关系。此前的2005年，TPG对联想投资了3.5亿美元，用来支持联想对IBM个人电脑部门的并购。

　　在近年来转战中国PE市场的大潮中，马雪征属于拥有经营实业背景而非出身投资银行的少数派之一。马雪征的加入或许能够成为进军中国的国际主流PE优化人员结构的开始。

　　“在这个行业，找到正确的人就意味着至少成功了一半。”相对而言，那些在中国私有股权投资市场上已经有过成功记录(Track Record)的老手们更是受到了国际投资大鳄们的青睐。

　　仅仅2006年年初，刘海峰、金丽丽、路明等人就先后更换了东家。2006年1月23日， KKR宣布任命摩根士丹利原董事总经理兼亚洲投资部联席主管刘海峰为董事总经理。刘海峰将常驻KKR此前刚刚在香港开张的办公室，负责领导KKR在中国的投资活动。刘海峰在摩根士丹利任职的13年期间，曾经成功地领导投资了蒙牛、平安保险、南孚电池等众多明星级企业。

　　刚刚过了1年，2007年1月，梁锦松宣布加入黑石，出任其高级执行董事兼大中华区主席。传统上，中国的军事战略思想讲究的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但是这些国际私有股权投资机构在进军中国市场时却往往采用了“两条腿走路”的策略，有时候甚至是“先找人，再找钱”。正是在梁锦松的斡旋下，2007年5月20日，尚在筹建过程中的中国国家投资公司(SIC)决定，向当时正处在上市过程中的黑石投资30亿美元。这笔投资也是中国国家投资公司的第一笔投资。

　　野蛮人来了？

　　中国国家投资公司的30亿美元投资被更多的人看作是黑石的一次巧妙政府公关行动。黑石如此出手，并非慷慨，而是由于有了大量的前车之鉴。

　　此前虽然凯雷对徐工科技的持股比例要求从最初的85%一路降低到了43.06%，但是凯雷收购徐工案并没有朝着收购方设想的方向发展，“还在等待商务部的批复，并且时间根本无法预计”。

　　国际资本大鳄凯雷集团在中国的遭遇还不止于此。凯雷入股化学品生产商山东海化(Shandong Haihua)的交易也已经超过了框架协议规定的最后期限，主要原因是因为山东海化作为一家国有上市公司，要遵守政府对国有股转让价格的严格限制。

　　在凯雷投资中国企业的努力中，已经遭遇一系列了广泛报道的问题。但是在中国出师不利的国际PE巨头绝非只有凯雷一家。甚至连拥有一系列卓越战绩的刘海峰领衔的KKR(前汇丰控股主席庞约翰、联想控股有限公司总裁柳传志、中国网通前CEO田溯宁为其资深顾问)在中国的投资活动也并非一帆风顺。

　　2007年1月底，KKR首次出师，拟参与山东济南锅炉集团重组，结果却不幸出局。不过，这种挫折没有能够阻止KKR继续加大投资中国的力度。2007年2月， KKR在其历史上首次发起设立亚洲收购基金。

　　虽然并购基金和创投基金同属于广义的私有股权投资范畴，但是二者在中国的命运却大相径庭。国际VC投资中国企业时广泛运用的“红筹通道”、“新浪模式”一直就带有灰色的成分，但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这些操作手法都得到了中国政府的默许甚至支持。相反，国际PE(尤其是并购基金)在中国还没有来得及活动开身子，就被要求穿上“唐装”走“正道”。

　　VC和PE在中国面临的不同待遇主要源于两者在操作模式上的差异：VC往往通过帮助白手起家的创业者们打天下来赚钱；PE(典型如并购基金)则常常习惯于将经营不善的公司收归己有，然后通过注入资金、管理等资源对其进行改朝换代，最后再将改头换面后的公司股权通过上市等方式出售。

　　对于公司控股权的争夺甚至为PE们赢得了“门口的野蛮人”的称号！

　　尤其是在中国，由于PE们往往具有外资背景，而收购对象大多是大型国有企业或者是具有领导地位的民营企业，PE们的这种玩法一不小心就很容易刺激人们尤其是“经济民族主义者”的敏感神经。

　　因此尽管PE们几乎一进入中国就花大价钱雇佣了各自的公关公司，但是他们还是很少有人愿意抛头露面，做起事情来总是显得小心翼翼。

　　只是这种沉默显然不能消除人们尤其是普通百姓的担忧和疑虑。人们对于凯雷们更大的担心在于中国企业经PE之手被跨国公司接盘，民族品牌消失，徐工、双汇会重蹈“技术换市场”时代中国一些日用品牌的覆辙吗？

　　“鼎晖投资的二十几家企业控股股东和管理层基本上还都是中国人。” 鼎晖投资董事长吴尚志像是在辩解，“只有南孚是一个例外。但是它的品牌也没消失，控股权换了，管理者还是原来的人。”

　　就整体而言，尚需假以时日才能做出判断，PE在中国是将延续他们在美国时的“创造性破坏”式的道路，还是将开辟出一条新路出来？

　　PE变型

　　“根据我们一路走过来的经验，大环境不好的时候，我们就寻找小环境；小环境不好，就只能先忍着，等环境好了再做。”柳传志觉得，政府的一系列举措表明从宏观层面来讲，中国还是希望发展PE产业的。

　　联想做PE伊始就远离了敏感的军工、机械等国民经济命脉产业，并且把投资活动逐渐集中到了药业和建材行业。即便如此，柳传志和赵令欢还是多次强调弘毅对于不同性质的企业采用了不同的投资策略：对先声药业这样的民营企业，弘毅要做的事情就是“给老虎插上翅膀”；对于国有企业来说，首先要做到的却是“放虎归山，回归自然”，同时尽可能以市场化的方式来给企业和管理层定价，以避免陷入国有资产流失的禁区。

　　“凡是需要撤换管理层的企业，我们根本就不碰。”柳传志期望企业管理层能够感觉到跟自己是在一个战壕里的。在管理层的安排和下岗员工安置等并购投资过程比较容易出问题的地方，柳传志根据自己的经验总结出了“先交朋友、后定岗位”和“政府保留部分股份来保障下岗退休员工利益”等做法，并且还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从成立至今的4年时间里，弘毅已经投资了中国玻璃、先声药业、科宝 · 博洛尼、中联重科、林洋新能源、巨石集团等10家企业，而且几乎个个都已经或者很有希望给投资人带来丰厚的回报。

　　同时，欧美一些典型的收购基金在中国市场上也开始转变自己的一些习惯做法，比如说将持股比例降低到政府监管机构认为安全的程度，并且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2007年9月10日，中国化工集团公司(中国化工 )与百仕通集团(The Blackstone Group)宣布，百仕通集团将注资高达6亿美元认购蓝星集团(中国化工的全资子公司)20%的股份；蓝星集团将变更为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百仕通集团的梁锦松和张昆(Ben Jenkins，塞拉尼斯公司前董事)将加入蓝星董事会。

　　这种做法更像是大型VC的做法，而不是Buyout(收购)基金惯用的模式。

　　事实上在中国内地，原本存在显著差异的PE和VC(尤其是大型创投)之间的界限却已经变得模糊起来。在徐大麟看来，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因为中国金融界并不存在可借贷给PE机构用作收购用途的资金；二是由于国企的资产特性以及民企所处的成长阶段，投资者很难取得企业的控股权。作为资本通道的PE们必须做出调整以满足市场的需要。“汉鼎亚太在玉柴中的股份就只有43%，接下来的操作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

　　尽管中国内地还没有出现10亿美元级别的私有股权投资案例，但是毕竟PE们在中国内地已经可以悄悄地开始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