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正在创造个人与社会间新的关系模式。

    我们如何管理知识是发展的核心。

    FOCAS的最后一场会议探讨的是下一代媒体的全球性含义。这些新技术并未能使世界上许多极难处理的问题——贫困、暴力、专制——消失，但它们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同时，每种技术都有其阴暗面，既能被用作善举，也可被用作罪恶。正如前国务卿Madeleine Albright所指出的，广播是一种强大的信息传播工具，但在卢旺达，它却被政府用来煽动仇恨，用作有计划地灭种和屠杀。前面引用的那篇《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中，David Ignatius认为，在发展中国家，技术可能造成不正当影响；它可能扩大能与外部世界进行连接与交流的统治精英，和被上网手段的缺失所孤立的其他人群之间的隔阂。但就其本身而言，互联网能否给全球高达10亿的每日所得不足2美元的贫困人口带来更多希望，这还很难说。

    Nathanson提出了下列问题：“下一代媒体的新世界是将我们隔离开来，或连在一起？我们将包容差异，或者，它将使我们退回自己的虚拟恐惧丛林？”接着他提议，应该就国际社会推动全人类发展方面，在《联合国千年宣言》中的八个目标中添加一条新目标。Nathanson称，第九条目标应该是“提供适当新技术的使享用权。”

    USC Annenberg学院数字未来研究中心的Jeff Cole指出，在发达国家，每个想用互联网的人都能上网。但在世界的许多其它地区，可并不是这么回事。例如，在墨西哥，互联网普及率仅为18%.即使我们试图“将人民推向互联网”，我们也不会有多大进展。对这些国家的人民来说，诸如广播和手机这样的技术，可能更为迫切。正如确保他们食物和水的供给一样，将这些发展用的技术交给他们使用也许更为紧要。

    耶鲁大学的Yochai Benkler解释道，一场支持将“知识享用权”（access to knowledge）作为一项基本权利的全球性运动正在上升。这场运动的核心包括两个理念。第一，人类发展的各个方面都要受到信息和知识的重要影响。社会发展的基本手段——药品、好的农业技术、新媒体。书籍以及软件——都是“知识型工具”（knowledge-embedded tools）。第二点是，新的用户中心型媒体能使人们在协作的推动下做更多事情。我们需要认识到，对发展而言，我们如何管理知识才是中心问题。正如Craig Newmark所观察到的，那些试图伸出援手的人应当提供这些工具，接着抽身而退。

    Iyanda解释说，想要去到该国的大学和中学里，给那里年轻人一个展示自我的平台。她计划招募能够创造性使用新技术的年轻人上她的电视节目，以激励其他人。为了鼓励人们使用互联网，她将要求那些想要上电视的人们网上申请她的节目。她的目标是帮助年轻人创造他们自己的社会，在那里，新观念和新价值将受到鼓励。

    新技术提供了参与世界的强有力手段，并允许其他人告诉我们他们所想的。从公众外交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要从自上而下的单向广告/宣传的交流模式转向基于真实会话、基于倾听和言说的对等模式。比起扩展和升级美国之音，看上去更像维基百科或craiglist的公众外交战略，或许将更为有效。

    前通信委员会（FCC）主席兼FOCAS副主席Reed Hundt总结了这些高见，他声称，新媒体正在创造个体与社会间新的关系模式。领导阶层不再需要“来自上层”，它可以通过人们自身的合作努力来形成。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21世纪，进步将更有赖于来自下层的领导力。